1966年6月，离高考还有一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汹涌而至，心心念念的高考倏忽间就海市蜃楼般地隐灭了。
1968年底，在校的老三届毕业生都离校了，我被定为留城待分配的“预备工”。说是待分配，但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当时没有哪个单位敢要我。1969年秋天，市卫生管理所（现环卫处的前身）到我所在的街道招收垃圾清运工。我以为这工作既脏又累，凭力气清运垃圾总可以吧，就找到街道管劳力调配的人报了名，满心以为能成。几天后，其他报名的人都去上班了，只有我没有接到上班的通知。经过打听知道，研究到我的时候，管劳力的说：“他还想去？那里刚清理完阶级队伍，他去了，人家还得再清一遍吗？”后来，为了生计，我只好到当时的街道搬运队与所谓“戴帽”“摘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们一起拉起了地排车。1970年，我进了街道的一个小工厂，算是有了栖身糊口的地方。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正式播报了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此消息一出，在当时寒冰初融、百废待兴的中华大地上，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强烈地震撼着整个中国，唤醒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10年的浩劫终于结束，10年的渴望和企盼终于成为现实！大街小巷一片欢呼雀跃。我认为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恢复高考是天大的好事、幸事，选拔精英，早出人才、早出成果，振兴中华，实在是英明之举！但对于自己而言，却并没有特别的高兴，一是因为女儿刚几个月大，正嗷嗷待哺；二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那块阴影始终笼罩着我。另外，从听到消息到考试，只有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高中阶段那么多的功课，已经撂下了11年，况且已经到而立之年，早已不是念书的年纪了。这时，厂里的小青年们，都劲头十足，酝酿报考，着手复习功课。他们在复习的过程中，知道我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有不懂的问题都来找我，对于他们的问题，特别是数理化方面的几乎没有我解答不了的，这让他们很吃惊， “我们提出的问题，没有能难得住你的，你不报考，太可惜了。”当时东山公社（即现东山街道办事处）管教育的两位老师也对我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你都应该报考。往大里说，你要听从国家的挑选，国家现在多么需要人才呀，你不报名，不觉得惭愧吗？往小里说，你就甘心这样过一辈子吗？”大家的一番番“煽风点火”，使深埋于心底的那一撮“死灰”又闪现出了复燃的星光。
直到报名截止的那天下午，我才到公社交上了两张照片和五角钱的报名费，正式地报名参考。报完名，就立即回家翻出浩劫之中始终珍藏着的当年高中时的所有课本，这在当时是极其珍贵的。这时离考试仅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复习只能放在夜晚。每天一下班，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回到家，饭也顾不上吃就捧起了书本，等妻子做好了饭，胡乱地塞饱肚子，立刻就做习题。夜里实在困了，舀点凉水洗把脸，一直到凌晨一两点钟，实在困得不行，才到床上打个盹。12月初，离考试只剩下几天了，很忐忑地找到领导，说平时攒了一些班，能不能回家集中复习一下，领导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被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深深地感动了。
12月9日，全国570万考生终于走进了被关闭11年的高考考场。
考试分两天进行，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理化。语文卷子只有三道题，文、理科用同一试卷，理科只做一、三题，第一题是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第三题是关于“鹬蚌相争”的一段古文翻译。想不起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思考，写作文的时候，写了出徒的那一天，这虽然算是难忘的，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应该算是“跑题”了。下午考理化，我显得比较轻松。物理、化学的内容各占50分，化学的题目在我看来比较容易，很快就答完了，物理也没有特别难的题目，只有一道5分的小题目，没有回答。事后得知，除了这道题，其余的地方没有被扣分。第二天上午的政治，可能是考得最惨的了。在我看来， “政治”完全就是翻手云覆手雨，完全没有什么科学、真实可言，所以就没怎么复习，但对其中诸如遵义会议的召开这样的题目还是很认真地回答了。下午考数学，也是得心应手。题目涉及到了代数、几何、三角等几乎所有高中数学的知识，虽然相对于现在的考试内容，题目比较简单，但在当时还是有难度的。当时好像很亢奋，做上一道题时，脑子里同时又在思考着下一道题，突然对下一道题有了思路，就马上做出来，效率出奇得高。离交卷时间还有半小时，我已经检查过一遍了，事后得知，其中一道题目保留的小数点出现了一个小错误，整个的数学卷就因为这个小数点扣了1分。考试成绩公布了，我的总成绩在当时烟台市（现在的芝罘区）1000多名理科考生中位列第11名。仅仅复习了不足半个月，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我感到非常欣慰。
1978年的春节之前，许多考生都陆续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我却“竹篮打水”空欢喜了一场。春节期间，听说66、67届高中生中许多考试成绩不错但年龄偏大的也没有被录取，大家忿忿不平，不断地上访申诉。后来，因为类似情况较多，山东省又扩招了2000人，但因为各高校的住宿条件有限，如果要上学，只能选择自己能解决住宿的大学走读。这可把我难住了，烟台以外，我没有任何亲戚。恰在此时，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给了我一封征求意见的函，问我是否愿意到校学习。我左右为难，不去，可能这辈子就永远不能上大学了，去，说心里话，对此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同时也与我报考的初衷相去甚远。这时，公社里的两位老师对我说：“机会难得呀，今后你还能有机会吗？再说了，你为什么要报考，不就是要为国家多做些事吗，不就是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处境吗？”我豁然开朗，马上回信表示同意到烟台师范专科学校读书。
终于，我有幸成为了当年全国被录取的27.3万新生中的一员！
在正常录取的同学们上了一个月的课以后，我们几个扩招的走读生才走进梦想了12年的大学课堂。因为我的数学成绩较好，被分在了数学系。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从一个清运垃圾人家都不愿意接收的“人下人”，一下子就当上了大学教师。我的人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颠覆性地改变！
今天，我们回顾40多年前的那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高考，不仅仅是为回忆一下当时的历史过程，而更应该深刻地思考，由这场考试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些什么。
可以说，这次不同寻常的高考，它不仅仅是对570万考生的一次考核，也是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一次考验，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当事人的个人命运，从历史的眼光看，它更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次“诺曼底登陆”，由此拉开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的序幕。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一个高考制度，更在于它彻底扯开了十年浩劫留在人们头脑里的思想桎梏，在于通过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高考猛烈地抨击了当时政治路线上的“两个凡是”和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让中华儿女重新燃起了民族复兴的希望，给无数的有志青年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崭新又广阔的舞台，让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场高考的恢复，结束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灾难，从此开始了全中国正本清源、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征程。有人把这次高考称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拐点”。今天，我们冷静地审视那一段历史，也觉得并非言过其实，因为它不仅仅从此改变了中国这个泱泱大国无数人的命运和前程，而且它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轨迹和进程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40多年前的那一场高考，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
难忘，那改变了历史与命运的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