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吕廷刚同志刊登在《鲁东大学报》上的《胶东公学始末》一文，得知常溪萍同志在1938年胶东公学建校时，曾担任过训导主任，是胶东公学的创始者、开拓者之一。原来常溪萍同志不仅是党培养的一位老教育工作者，也是我校的一位老前辈。感慨之余，我仿佛又见到了常溪萍同志那熟悉的身影。

常溪萍同志于1954年6月调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据悉他是从胶东区党委南下到上海的。我初见常书记,是在礼堂听他作报告。他瘦长脸，瘦身材，穿戴朴素，操一口地道的胶东莱西方言。他作报告从不照稿宣读，而是围绕着中心话题侃侃道来，语言简洁，态度诚恳亲切，时间多在一个多小时，从不拖泥带水。他报告中没有华而不实的排比句、八腔股，而是切中要点的实话实说。在简约质朴中，又可见他的深刻和睿智。

在礼堂的三尺讲台之外，还时常在学生堆里见到常书记的身影。他经常深入宿舍，与学生亲切交谈。我同届的同学张系朗是一位贫苦出身的共产党员，曾担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常书记多次与他促膝谈心，关切地问及他的生活、学习及班级工作情况。1957年元旦，学生在文史楼教室举办了一次“炉火诗会”。常书记闻讯后欣然赴会。他见到张系朗时，便记起这位同学在近期的《萌芽》杂志上发表了《种西瓜》一诗。他饶有兴致地谈起了这篇作品，并请来了中文系普通话功底好的冉忆桥同学，在晚会的当场朗诵了这首诗歌。常书记对年轻一代成长的殷切关注、悉心扶持可见一斑，这件事令张系朗和周围的同学深受感动。常书记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养成的博闻强记的能力也令人叹服。

常书记到华东师大时已年近不惑，却不乏年轻人的勃勃朝气。他常到篮球场上与学生一起打篮球。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然。在篮球场上，他不再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党委书记，而是一名亲切随和的普通球员。在气氛融洽的亲密接触中，他与青年学生在传递篮球的同时，也传递了彼此间的信任和关爱。这种无言的沟通和无声的交流，胜似千言万语。

常书记还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周都要带领有关人员到食堂与学生共餐一次,亲自品尝食堂的饭菜。由于党委书记亲自抓，学生的伙食日见改善，餐桌日见丰富（当时伙食公费，分桌用餐）。校内有一条南北贯通的丽娃河，养殖着大量鲤鱼，每隔一段时间便打捞上一批，又肥又大，每桌一条。北方学生吃不惯顿顿大米，学校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馒头。为了照顾有病的同学，学校还把伙食费发到他们手中，让他们到教工食堂根据自身的需要用餐。

1958年夏我大学毕业，正要登车离校时，碰到常溪萍书记站在校门口，为我们这批同学送行。见到我们这些分到他的故乡山东工作的同学后，他慈祥地微笑着，鼓励我们努力工作，为山东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上车后，我心里仍觉得暖暖的。我想：一位饱经风雨的老革命干部，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学党委书记，不带随从，不摆阵势，只身一人来到校门口为分批离校的同学送行，这要占用他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在写这篇短文时，我记忆的屏幕上，又出现了常书记站在校门口的身影，瘦长脸，瘦身材，面带祥和的微笑……

我被分配到莱阳师专（后迁来烟台）工作后，1960年校党委副书记李世峰曾带领一批干部和教师到苏沪一带参观学习。到华东师大后，常书记设宴接待了我们。校领导只有他一个人出席，他向我们说明，这是他个人招待我们这些胶东老乡的一顿“便饭”。虽说是“便饭”，但在物资紧缺,粮食和副食品凭票供应的当年，已属佳肴美味。我心想，这顿“便饭”让常书记破费不少吧。钱还在其次，当时粮票比钱还要金贵。在宴席上，常书记与我们亲切地交谈着，其言辞的质朴，作风的随和，态度的诚恳一如既往。

以上我所记述的,仅是常书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几件寻常事。但正是这份“日常”和“寻常”，才更显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本色和情怀，因而我至今难忘。

读了吕廷钢同志的文章后我就在想，常溪萍同志在华东师大工作期间所展现的，不正是老胶公的优良传统，胶公人的思想作风，党的老一代教育工作者的风范吗？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干部，好领导，“文革”中却被“四人帮”的党徒聂元梓迫害致死，怎不令人伤痛，令人惋惜，令人愤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