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我到胶东公学莱阳分校投考，幸被录取。后转学到烟台胶公总校学习。

胶公总校于1946年3月由莱阳迁到烟台,与东山中学和烟台师范合并，名称为“山东省立胶东公学总校”，校址在今烟台一中的所在地。当时的校门耸立在高高的台阶之上，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校园有三个平面，下面的平面是运动场地、花坛，当中的平面是教室、办公室等，上面的平面西侧有一座纵立的楼房，它的一楼是学生食堂兼礼堂，二楼是女生宿舍。校舍皆为二层洋楼，小巧雅致，修剪整齐的鲜花翠柏装点着校园，给人以清新幽静之感。

胶公总校的学生一部分来自烟台市区，其中男生皆穿黑色学生制服，女生则穿长袍，冷天在长袍外面套一件毛衣；另一部分是来自革命老区,或从莱阳胶公迁来，皆穿短衣长裤。尽管穿戴不同,但同学之间都能够和睦相处。老区来的同学多在党的教育下长大，胸怀革命的理想和志向，而市区的同学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也涌现出不少品学兼优的先进分子。

我们的老师由原东山中学、烟台师范和从莱阳胶公过来的两部分师资组成。为了消除彼此间的隔阂,老胶公的老师也陆续换上了长衫，但他们身上仍带有“老八路”的作风和气派。我的班主任老师名叫李素田，教我们数学。他高高的个子，戴一副黑边眼镜,为人稳重，不苟言笑，但对学生很关心，常常帮助住宿生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教地理课的郭进先生也是一位“老胶公”人。他把枯燥难记的地理知识讲得生动有趣，简约明了，深受我们的欢迎。国文老师是原东山中学的，年龄较大，也戴一副眼镜，颇有儒者风范。据说他的基本功堪称典范，绰号“小辞典”。在这期间我还认识了我校的离休老干部于国伦先生,他教初三的语文,我无缘听他上课,但我曾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一篇署名于国伦的散文,标题记得是《蒲公英和蒺蔾》，因而对他很是敬佩。学校还根据当时学生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开了两门选修课，即英语和文学概论。烟台市区的同学多是要升高中的，因而他们不仅选修英语，有的还请英语老师课外为他们辅导。老区来的同学上胶公多数是为了随时应召投身革命，没有升高中的打算，因此大部分选修文学概论。教文学概论的修孟千先生是高中部的语文老师，后为记者、作家。他讲课时非常投入，兴致勃勃，言辞滔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音乐老师路曼（原名王琴声）,是当时胶东乐坛上的一位广有影响的作曲家。他一只眼睛失明，戴着墨镜，穿朴素的短衣长裤，性格淳朴耿直。他教给我们的歌曲不少是他本人的作品，教唱时常激动地扣着歌曲的节奏走来走去。他非常敬业，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重视基本功的训练，不到半年便教会了我们读简谱。他还创作了包括十四首歌的系列歌曲《胶东人民自卫大合唱》，组织了歌咏队，每天清晨带领学生在靠近马路的校园砖墙旁边练唱，并利用课余时间到影剧院等一些公共场所宣传演出。歌咏队员多是住校的高年级同学，我们初一学生只有羡慕的份儿。后来高年级的同学陆续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们才有幸替补。路曼老师写的歌词通俗上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他谱的曲子旋律丰富多彩，有婉约动听的民间小曲，也有慷慨奔放的进行曲调。即便在一首歌中，旋律也往往变化多端，如其中一首歌：

哎，乡亲们哪/前方的战士要军粮/咱们要赶快地缴啊/咱们要赶快地纳啊/有了粮食就能打胜仗/吃得饱来有劲儿保家乡/王老大，李老三/挑起粮食送上前线/哎/挑起担子走得快/赶着小驴跑得欢/咳哟咳，咳哟咳/不怕辛苦加劲儿干哪/咳哟咳，咳哟咳/不怕流血和流汗哪/哎/只要大家一条心哪/得到胜利不费难。

这首歌的曲调同唱词相适应，有激越奔放的热情呼唤，有婉转舒缓的抒情说理，而贯穿全篇的则是轻松欢快、挑担行进的旋律。像这样的一些歌曲在校内广为流传，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6年底路曼老师调离烟台。接替他的孔健飞老师，也是一位颇具才华和影响力的作曲家。

学校还组织了多种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课余活动。记得1947年春季，校方组织全校师生到当时的西南郊观赏梨花，地点大约在前市府大院到南山公园一带。只见晴朗的天空下，梨花的海洋洁白如雪，与学子们稚嫩、纯净的笑脸交相辉映，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心醉的清香。中午休息时，班主任李素田老师发给每人一个烧饼，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剧院观看燎原剧团的演出。燎原剧团是烟台解放后成立的，女主演兰瑛也曾经是胶公的学生，是我们当时最崇拜的话剧明星。全校学生观看了由她主演的《山城故事》后，副校长王方明还为我们做了一场专题报告。王校长四川口音，讲话风趣幽默，对剧情的剖析深入浅出，使我们深受启迪。

胶公总校因设在新开辟的城市，很注重结合城市学校的特点开展工作，但并没因此而放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除政治课之外，学校还经常结合当时的局势，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实际斗争，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1946年秋冬，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我解放区，战局一度十分紧张。这时，在教室一楼的楼道上，突然冒出了一期内容反动的墙报，其中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反动派呀，你们说x国帮助xxx打内战，其实xx不是也在帮助你们吗”，明眼人一看便知，“x国”指美国，“xxx”指蒋介石，“xx”指苏联。还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群耗子搬家，题词是：“黑夜月无光，耗子搬家忙”，暗喻我们的某些机关暂时撤离烟台。墙报出笼后，学校马上把全校学生集中在礼堂内，对墙报的反动内容进行批评，并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以此对学生进行革命形势、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教育，使绝大多数学生辨明了是非。但这次活动所批判的仅限于墙报中的错误立场和思想，并没有指名道姓，更没有把肇事者拉出来批斗。

因局势吃紧，学校于1946年11月奉命迁到福山县集贤村。师生自带行李，深夜拉练从西口子撤出。当时的西口子很陡，上坡时大家累得气喘吁吁，但情绪异常饱满。学校设在集贤村西边的一个平谷上面，像一座拔地而起的城堡，校舍很宽敞。晚上大家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房东大娘对我们很热情，常拿出珍藏的苹果招待我们。当时的伙食仍然全部是粗粮，学生们分散在街头、场院用餐。记得一次改善生活，吃面叶，这在当时已是佳肴美味，陆续提来的几大桶都被一扫而光。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都知道是为了什么，因而我从没听到有人叫苦。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烟台一中（现烟台二中）、二中（校址后为烟台大学水产学院）撤离下来的学生，与我们共同组成烟台联合中学。在集贤村呆了三个月，战局缓和后便返回烟台。

1947年4月，发生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办事处美籍人员殴打二中学生的事件，全市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声讨美方这一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胶公学生出发前在校园中集合，学生会主席季明涛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同学们群情激愤地奔赴二中。全市学生在二中校园内席地而坐，不久，“联总”负责人来到现场，向被殴打的同学和全体学生公开道歉。这在刚从半殖民地解放出来走向新生的烟台，是破天荒的新鲜事，从学生到市民，无不扬眉吐气。这年5月，又发生了“联总”驻烟美籍人员纵车轧死黄包车工人杨禄奎的事件，胶公学生同烟台市民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迫使肇事者低眉敛气、披麻戴孝为黄包车工人送葬。上述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激情，增强了学子们国家主人翁的尊严感。

当时学校也很重视党团组织的建设。1947年上学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在烟台胶公试点，建立了团支部，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团员之一。当时的团组织也同党组织一样，是秘密的。听说党员们开会，不能公开招呼人，只是互相暗示一下，因此我们在开团小组会时，也常常暗暗拍一下同组成员的肩膀，然后拿起洗脸盆，到宿舍南面的一个山涧小溪中，一面洗衣服，一面开会，当时颇觉神秘和自豪。

1947年8月，我度完暑假返回学校。刚刚报上到，便得到校方的通知：因国民党反动派对胶东重点进攻，形势异常严峻，学生暂时疏散回家，等候学校的通知。但不久烟台便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我在烟台胶公的学习生活仅仅一年，便被无情地打断了。

同年秋，国民党重点进攻的部队已打到海阳县风城一带。风城距我家乡留格庄区后望海村仅30里左右，炮声隐约可闻。因而我便投奔了胶公当时的所在地乳山县草铺村。这一带乡村中集结着从烟台撤下来的大批干部，组成干部大队。另有从胶东公学总校、烟台一中、二中转移下来的部分师生，组成学生大队，其成员皆是烟台市区学生中的党团员骨干，因为他们太“红”，留在沦陷区是很危险的。由于形势严峻，联中一般不收农村的学生。我因为家乡危在旦夕，便被破格收留了。

学生大队又称“烟台联中”，大队长是南方人，高个子，面孔瘦长白净，姓名我却记不得了。学生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没有校舍和桌椅板凳，亦不上中学课程。学习内容主要是时事和政治，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小组讨论，因而老乡的炕头便成了我们主要的学习场所。后来，国民党重点进攻被击退，随着形势的发展，联中同学便被陆续派遣到工作岗位，有的参军，有的被派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此，“烟台联中”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胶东公学学习的一年多，是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也是我投身革命的起点。直到我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之后，还几番梦回母校，重见那沐浴着海风的美丽校园、高耸的校门、宽敞的教室、淙淙的山涧小溪，重温学友的浓浓情谊和师长的谆谆教导。（作者：我校离休教师）